今年初春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坎特伯雷故事》（黄杲［火斤］译），是英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文艺复兴运动开路的承前启后的伟大诗人杰弗里·乔叟（1340－1400）所著的。自已故学者方重先生散文译本问世60年后，我国终于出现了又一部诗体译本，不仅体现了我国译诗界对乔叟忌辰600周年的深情纪念，而且委实是英诗汉译百年历程中一项弥足珍贵的成果。
乔叟之于英国文学，犹如但丁之于意大利文学。中世纪时，英国曾一度南北方言悬殊，彼此不能通话，且僧院文学使用拉丁文，骑士诗歌多用法语，民间歌谣则用英语；而当时英语却深为达官贵人所不齿，被视为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粗俗语言。难能可贵的是，乔叟以诗人敏锐的目光，从属于中古英语的伦敦方言中发现蓬勃朝气与旺盛的生命力，无论翻译或创作，都坚持以这种语言为唯一的表现工具并把它提高为英国文学语言，使英语诗歌从民间歌谣的土壤中成长起来并欣欣向荣，因而被誉为英国文艺复兴的奠基人与“英国诗歌之父”。乔叟的遗体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内的墓地中，这里后来成了莎士比亚、本·琼生、弥尔顿、斯宾塞、哈代、狄更斯等英国诗人、戏剧家与小说家最后的归宿，形成遐迩闻名的“诗人之角”。
乔叟生活于英国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上升之际，那是一个风云变幻而充满动荡的历史时期。为了争夺富饶的佛兰德斯、扩展在欧洲的市场与势力范围，英国与法国发生了“百年战争”。英国军队在法国战场上由早期的飞扬跋扈渐渐变为节节败退，终于被驱逐到海边。战争的失利使政府入不敷出，不得不乞灵于苛捐杂税；瘟疫流行、人力缺乏、田园荒芜，又使统治当局加紧压榨劳苦大众，这就激化了阶级对抗，引起了瓦特·泰勒领导的1381年农民起义。作为历史的见证，乔叟的作品无不闪耀出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显示出事物不断变化的时代特征，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风貌。
乔叟创作初期的主要收获，有译自法文的寓意长诗《玫瑰传奇》，也有融入爱情幻景的悼亡长诗《公爵夫人之书》。进入中期，乔叟拨开中世纪浪漫主义的云雾，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其第一部重要新作爱情叙事诗《特罗伊勒斯和克莱西德》既否定了禁欲主义，又批判了把爱情过分理想化的骑士式的态度；其《好女人的传说》首创十音节偶体诗格，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而栩栩如生的善良女子形象，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展现了她们的痛苦、欢乐与希望，并通过她们的不同命运揭示了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
乔叟后期以十音节双韵诗体写成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乃是他整个创作生涯中的最高成就。这部现实主义的人生喜剧，虽然并未按原定计划完成全稿，但就已完成的诗章而言，不仅是成熟的鸿篇巨制与出色的艺术结晶，而且是西方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独一无二的故事集锦。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描写一群朝圣者来到伦敦泰晤士河南岸萨瑟克的泰巴旅店，正巧结为旅伴，同去朝拜1170年被刺身亡而被奉为殉难圣徒的坎特伯雷主教托马斯·阿·贝克特的圣祠；旅店主人建议朝圣者们在赴坎特伯雷城的来回路上讲几个故事以供旅途中的消遣，大家欣然同意，并请旅店主人担任裁判，看谁的故事讲得最好、最有意义又最有趣味。这二十九位朝圣者来自英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个性各异，诗人在长达858行的“总引”中一一进行了生动细致的刻画：或温柔如少女，或唯利是图，或欺诈成性，或为宫廷式爱情的化身。在长达二千三百五十余行的故事前后引子与类型各不相同的二十四篇故事中，巴思妇人的开场白与故事最富于战斗性与现实性，这个为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而大声疾呼的人物竟在中世纪慷慨陈词，提出男婚女嫁应该自由自主、他人不得干涉的主张，委实令人惊叹。卖赎罪券教士的无耻自白同样发人深省，这个灵魂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的教士，按其宗教职责本该劝人认罪而改恶从善以求重蒙神恩，却公然招摇撞骗，谈起自己的罪恶来又居然毫无愧色，诗人对这种无赖相的大胆揭露无疑是对黑幕重重的教会的辛辣讽刺。
在乔叟的心目中，真诚既是他的道德准则，也是他的艺术标准，因为他确信：真诚乃是人所能保持的最高尚的情操。正是真诚，作为乔叟寓教于乐的现实主义艺术的灵魂，赋予诗人笔下的14世纪英国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以超越国界的特征，使他的作品格外平易近人，数百年来在全世界一直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乔叟视野广阔，观察深刻，善于以带有幽默感的笔调表现丰富多彩的题材，体裁与风格，反映因人而异的生活理想，并往往借助对人生哲理严肃而宽容的探讨，引导人们认识自身的弱点，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乔叟的杰作《坎特伯雷故事》对后世影响深远，从莎士比亚到狄更斯，无不继承并发扬了乔叟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
（按：《坎特伯雷故事》（上、下册），（英国）杰弗里·乔叟著，黄杲?译，“译林世界文学名著·古典系列”之一，译林出版社出版）
 |
